文学的第一天性
劉再復講述潘淑陽整理
前两讲我们讨论了“什么是文学”与“什么不是文学”，现在开始讲文学的基本性质，即文学的本性。文学的本性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众说纷纭，而我认为，最根本的只有两点，一是它的真实性；二是它的超越性。这是本性，也是天性。它天生如此，离开这天性就生长不好。
真实性﹕文学的第一天性
今天先讲真实性，我称为“文学的第一天性”。文学天生真实，它以真实立足，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获得价值起点，以真实获得境界。文学最怕面具、谎言、矫情，也最怕瞒和骗。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句话或可视为他的自况，即作家写作要真实、真诚。巴金晚年呼吁“说真话”，表面上看，是在拯救民族的品格；从深层上看，是在拯救文学的颓败。当文学走上“假”、“大”、“空”，它就濒临灭亡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把英雄人物都塑造成“高大全”，这就使英雄人物全都带上面具，变成“假人”，这种作品只能骗人，不能动人，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学就失败了。
人性与生存条件的真实
文学的对象是人性和人的生存条件。因此，文学的真实性最重要的是见证与呈现人性的真实性和生存条件的真实性。过去常听到“生存困境”，其实，生存就是困境。因此，伟大的作品总是深刻展示人性的复杂性与人生的巨大困境。
二○○○年前后，世界上许多重要报刊都在评选过去一百年最优秀的作家与作品。我也应邀参加过《亚洲周刊》“小说一百强”的评选。当时我想，倘若不是评选一百年而是一千年，倘若不仅评选中国而且评选全世界，也就是评选世界一千年来最伟大的作家，那么，我将把这一票投给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东方的曹雪芹。我选择的第一价值标准就是这两位伟大作家都无与伦比地揭示了人性的丰富、复杂，和拥有对人类生存环境最深刻的认知。他们笔下的人物，其性情性格，全都具有多重暗示，绝无本质化（即简单化）现象。人物所处的环境，也都是复杂的多重冲突，父与子、母与子、丈夫与妻子、兄弟与姐妹、恋人与恋人等等，他们在生存历程中所产生的自然悲剧（生老病死）、人为悲剧（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冲突）、个体悲剧（灵与肉、情与欲、义与利、理与情等），相互交织，把人性的各个层面，展示得极为真实动人。
作家主体写作态度的真诚
文学的真实性除了表现为展示于作品中的人性真实与环境真实之外，还特别表现在作家主体写作态度的真诚。不欺骗读者，这对于作家来说，不仅是创作的思路，而且是创作的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就是善。关于这一点，高行健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辞（《文学的理由》）中说得最为透彻。他说：
“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这是文字游戏和写作技巧无法替代的。诚然，何谓真实也众说纷纭，而触及真实的方法也因人而异，但作家对人生的众生相是粉饰还是直陈无遗，却一眼便可看出。把真实与否变成对词义的思辨，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某种文学批评的事，这一类的原则和教条同文学创作并没有多大关系。
对作家来说，面对真实与否，不仅仅是个创作方法的问题，同写作的态度也密切相关。笔下是否真实同时也意味下笔是否真诚，在这里，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含义。作家并不承担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尽展示，同时也将自我坦裎无遗，连人内心的隐秘也如是呈现，真实之于文学，对作家来说，几乎等同于伦理，而且是文学至高无上的伦理。”
高行健不仅把“真实”视为文学价值判断，而且把“真实”视为文学的最高伦理。也就是说，在文学领域里，有真才有美，有真才有善。所谓最高伦理，即最高的善。但高行健又特别指出，他所说的真实，不是现实表层的真实，而是现实底蕴的真实，即人性深层的真实（参见《文学的理由》）。
张爱玲与沈从文：残酷写实与温厚写实
古往今来，一切不朽的经典，其生命力的密码就在这里。远的先不说，只要看看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经典就会明白这一点。以前大陆所编写的现代文学史，把张爱玲与沈从文这两位卓越的作家“活埋”了；后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他们两位重新给予高度评价，让张爱玲与沈从文重见天光。这两位作家获得成功的关键正是写出了人性的真实。张爱玲的写实是残酷的人性写实。《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为了生存，不惜用鸦片与谎言垄断和毁灭亲生儿子，人性多么复杂。而《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他们的“恋爱”充满世故与心机，直到死神降临，才有一点真情流露，这种人性又是多么逼真。而沈从文，更是宣称自己的作品只希望建造“希腊小庙”，庙里所供奉的只是“人性”（参见一九三六沈从文为上海良友公司出版的《沈从文习作选集》所作的代序）。如果说张爱玲是对于人性的残酷写实，沈从文则是对于人性的温厚写实。他以温厚、同情的笔触写出湘西城乡之间的那些具有乡土气息的人情与人性，凝聚成《柏子》、《丈夫》、《萧萧》、《边城》、《一个女人》等不朽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湘西边地活生生的自然情欲，正如他所言：“由于边地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则多在水手方面。”又言：“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边城》）沈从文的成功，关键是真实地描写“人性”，包括妓女人性中的多面性，不作“下流无耻”的道德判断，也不以政治色彩作判断，所以他的作品今天读起来还很新鲜很有味（包括人情味、乡土味等）。一九四八年郭沫若在著名的《斥反动文艺》一文中，设置可怕的政治法庭与道德法庭，把沈从文列入“桃红色”的反动文学，犯了用政治性替代人性的错误判断，打击了一个最了解文学本性的现代伟大作家。这一错误，也造成了六七十年来对文学真实性认知的许多偏差。
形象性与情感性不是文学的第一天性
中外皆有一些文学论者意识到定义文学的困难，于是就把“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转换成“什么是文学性”的问题，也就是叩问文学的基本性质是什么？今天，我们不妨把这一思路“拿来”，进一步阐述“文学的第一天性”。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文学教科书和诸多文学概论读本已作出了许多回答。有的说，文学的第一天性是它的形象性。文学与科学、哲学、伦理学等不同，它总是诉诸形象，这一回答似乎没有错。但追问下去，又可提问：雕塑不是形象性吗？再扩大下去，又可问：建筑不是最富有形象性吗？即使在公认的文学范围里，有些诗歌散文确有形象性，但有一大部分则无形象性，如抒情诗，它就只有情感性而没有形象性。因为“形象性”辐射范围有限，所以有些理论家就判断文学的第一天性乃是情感性，这一判断显然更接近文学本性。然而，情感有真有假，最重要是真情感、真性情、真内心，而这正是真实人性的一部分，所以归根结蒂，文学的第一天性是真实性，是呈现真实的人性。
人性深处的多种可能性
人性原是指人类的自然本性。古希腊流行的文艺信条说“艺术摹仿自然”，这个“自然”主要就指“人性”（朱光潜先生的见解）。但是，这个定义容易误解为人性是指人的“动物性”，所以后来又有美学家李泽厚强调“自然的人化”，即自然的理性化与社会化，重心是社会性。于是，人性便成了动物性与社会性的组合。无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性的确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复杂。而文学面对的便是这种愈来愈复杂的人性。高行健指出，真实不是现实表层的真实而是现实底蕴的真实，这就纠正了一种普遍的误解，以为真实是现实的表像，生活的故事，忘记真实的根本是人性深处的各种可能性（包括各种“恶”的可能性）。以《红楼梦》为例，这部伟大小说的真实，不在于写出喝茶的真实，吃螃蟹的真实，赛诗、斗草的真实，而在于写出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贾政、王熙凤等一个个人物及其人性的真实。那么多人物，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好，也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坏，其性格都带有多重暗示。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主人公，性格表层徘徊彷徨，其人性深处则是极为复杂的多方冲突。哈姆雷特是丹麦王子和卡特鲁特王妃之子。王妃在哈姆雷特之父（原国王）死后，又嫁给王弟（哈姆雷特的叔叔）克劳迪斯。原国王的幽灵告知哈姆雷特，说明其叔叔乃是诱其母杀其父的凶手。这就使哈姆雷特陷入人性的困局。如果要为父亲报仇，肯定会伤害自己的母亲；如果不报仇则枉为人子，也无从重整乾坤。在此主要情节之外，哈姆雷特对待恋人俄菲利亚也充满矛盾，为了逃避叔父的目光，他不得不装疯，既要装疯，就要对深爱的恋人故作无情。而俄菲利亚的父亲是现任国王（哈之叔）的臣子，他在窃听中被哈姆雷特所杀，这又多了一重爱恨交织。《哈姆雷特》诞生之后，让人读后说不尽，就因为它呈现了人性的多面、复杂，其人性世界丰富至极也真实至极，千百年后肯定还是说不尽。莎士比亚创作的另一个大悲剧《麦克白》，同样也韵味无穷。而让人品尝不尽的，不是麦克白谋杀国王的那些细节，而是这个大凶手、大野心家复杂的人性。他不是一个杀了国王得到王冠就庆祝胜利的简单刽子手，故事也不是一个实现阴谋就高枕无忧的简单故事。莎士比亚在写出事件的真实之后，又写出人性的真实，这才是真的高明。麦克白在刺杀国王之后，也刺杀了自己的睡眠，他心绪翻滚起伏不能成眠，夜里听到敲门声，他震惊而自白道：
“那打门的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点点的声音都会吓得我心惊肉跳？这是什么手！嘿！它们要挖出我的眼睛。大洋里所有的水，能够洗净我手上的血迹吗？不，恐怕我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红呢。”
这是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最精彩的“独白”之一。这是人性深处的声音，这是人性真实的声音。把这种声音写得愈逼真，就愈富有文学性。
抵达人性真实的障碍
但是，抵达深刻的真实并不是容易的事。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新尝试，都是为了抵达现实的底蕴和人性的底蕴。现实主义曾经抵达从未有过的深度，但自然主义仍然不满足，所以它又作了新的实验。后来的浪漫主义、荒诞主义等思潮，其实也是为了抵达人性更深层面而作的努力。
抵达人性的真实，有种种障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批判“人性论”，把“人性”变成禁区，这自然就无法进入文学的真实。这之前，三十年代批判梁实秋的“人性论”，也造成了进入人性真实的障碍。我崇尚鲁迅，把他作为偶像，但他把阶级性与人性对立起来，过份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这也影响文学进入人性底层。其实，他早期小说的人物如祥林嫂、阿Ｑ等，都不能用阶级性去阐释，他写的恰恰是普遍的人性的真实。
从上世纪下半叶开始，六十多年来，造成中国文学进入现实底蕴与人性底蕴的障碍，最重要的是两种错误的理念：
一是把“主义”当作创作的出发点。有些改造社会的志士，崇尚某种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文学如果以主义为创作出发点，势必会用主义设计作品框架，把笔下的人物变成主义的傀儡或号筒。这样，就会有意无意地用主义去剪裁人性、整理人性，使人性概念化、公式化而变得不真实。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期（前三十年）最大的教训，就是以主义为创作前提，结果丧失了文学的本性。
二是把“社会批判”当作创作的出发点。正直的作家总是会有道德义愤，总是对社会现实有所不满（只会讴歌的作家肯定是没有出息的）。但是，文学创作不可以只停留于义愤与不满，不可以只热衷于揭露社会的弊端，因为这样做，势必会让文学停留在社会表层，而不可能进入人性的深层。《红楼梦》与晚清谴责小说的高低就在这里显现出来。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其所以不能算一流文学，就因为它们只揭示社会现实的表象，由于志在暴露，所以不是“溢美”就是“溢恶”。而曹雪芹对社会的黑暗也看得很清楚，对宫廷斗争的内幕肯定也很了解，但他不把《红楼梦》写成政治倾向小说，也不写成社会批判小说，而是全力写出人性的真实与社会的底蕴，因此，《红楼梦》成为我国文学的第一经典极品。它像一盏明灯朗照：真实，人性的真实，人类生存条件的真实，这才是文学的第一天性，才是文学创作的出发点。
